《小说的艺术》(5)

显然，没有什么能比现在的时刻更加显而易见，伸手可摸，可以触觉。然而，它却完全地避开了我们。生命的全部悲哀就在这里。在一秒钟内，我们的视觉、味觉、嗅觉记录了（或有意或无意）一大堆事件，并通过我们的脑袋，传递出一长列的感觉与想法。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它在后面的一刻却被无可挽回的遗忘。然而，乔伊斯的大显微镜却善于抓住和捕捉这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并让我们看到它。但是，寻找自我又一次以一个悖论而告结束：观察这个我的显微镜头越是大，我和我的独特性就越让我们捉不着，在乔伊斯的大透镜下，我们的灵魂被分解为原子，我们都是一样。我和我的独一无二的特点在人的内心生活中难道无法捉住吗？到哪儿去，怎么样才能把它们捉住呢？

能够捉住吗？

当然不能。对自我的寻找始终并将永远以一个悖论式的结果而告结束。我不说失败。因为小说不能超越它自己的可能性的限度。揭示这些限度已是一个巨大的发现，是认识上的一大功绩。详细的发掘自我，便触到了根底，但这并不妨碍伟大的小说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去寻找新的方向。人们经常谈到现代小说的三祖神：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但是，在我自己的小说历史中，是卡夫卡开辟了新方向，后普鲁斯特的方向。他所构思的自我完全出人意外。从哪方面说Ｋ是独一无二的呢？既不是他身体的外表（人们对它一无所知），也不是他的传记（人们并不知道）；既不是他的名字（没有），也不是他的回忆，他的喜好和他的情节。他的内心想法吗？是的，卡夫卡不断地跟踪Ｋ的思考，但这些思考都无一例外地转向现在的境况：马上应当做什么？去受审还是逃避？服从神甫的召唤还是不服从？Ｋ的全部内心生活都在这一境况中耗费，他被陷在里面，我们看不到任何可以超越这一境况的可能（Ｋ只有回忆，形而上思索，和对别人的看法）。对于普鲁斯特来说，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奇迹，一个不断使我们惊讶的无限。但这却不是卡夫卡的惊讶。他并不去想什么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内在动机。他提出的是一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在一个外界的规定性已经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是什么？事实上，如果Ｋ曾经有过同性恋的冲动或一个痛苦的爱情故事，这能对他的命运和态度有什么改变呢？没有。